青记独家丨《冰点》主编从玉华：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
《冰点周刊》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周刊，成就了几代名记者名编辑，堪称新闻界的传奇。特有的选题关怀、标题质感和写作风格，能让读者从新闻信息海洋中一眼找到“冰点”特稿。作为“冰点”基因的“老汤的味道”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？这种基因在代际传承中有哪些“守”哪些“破”？这个新闻精英群体拿什么面对流量的冲击？中国青年报编委、高级编辑曹林本期“茶座”邀请了《冰点周刊》主编从玉华，聊聊“冰点故事”和“冰点人”的写作方法论。
曹林：从老师是从驻站记者开始做新闻的，中国青年报不少名记者名编辑的新闻从业生涯都是从驻站开始的，比如现在的张坤书记、毛浩总编辑、刘健社长，退休的李大同老师、谢湘老师，等等，形成了传统。您觉得驻站经历对您现在的新闻观、采访和写作有哪些影响？
从玉华：我刚刚入职的时候，报社要求每一个新人到地方记者站锻炼一年，这个制度很好，真是冰与火的历练。我在广西和湖北驻过站，刚驻站时，像掉进了信息的汪洋大海：新闻太多了。在武汉，我有两个小灵通和一个手机，有时三个同时响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接哪一个，太忙了。北京的电话也不断，报社的经济、教育、法制版都找你写稿，好像千线万线都从自己这个小针孔穿过的感觉。
只能判断什么是最重要的选题，我的优先级是什么，对新闻公共性的理解就慢慢建立了。比如，在广西这样一个号称中国最“甜”的地方，我关注甘蔗糖业亏损、荔枝大丰收农民却在田里哭这些“甜”背后“苦”的问题。像筛子一样筛选新闻，慢慢练基本功。
刚入行，会有让世界更美好的“无冕之王”的感觉，然后很快发现报道几乎不能改变什么。当时采访也不职业，我犯过不少错，比如莫名地仇富仇官，人家说什么，都要怀疑三分，天然地同情弱者，弱者说什么都相信，采访起来哭得比对方还凶。后来年头长了，明白新闻是灰色的，人物是复杂的，有时候需要“上帝视角”、零度情感、人在现场的“现场抽离”，采访姿态要平视，你大我大，你小我小。对弱者廉价的同情，是对对方的二次伤害。
现在，我越来越感恩采访对象，他凭什么“赐予”你他的故事，为什么他要把“伤疤”揭开给你看，我真正开始懂得“尊重”。受访人原则成了我的第一原则。曹林：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对您有什么影响？哪些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？后悔学新闻吗？现在流行其他专业背景的人做新闻，好像更有专业优势，新闻科班出身却常常成为劣势。从玉华：武汉大学的樊凡老师，我印象很深刻。他治学严谨，又很和蔼，我记得有一次写武汉码头文化的小论文，樊老师把我叫到他家，和我说这篇论文怎样写才能更深入。他家很简朴，讲着讲着，天花板上掉下一小块墙皮，一会儿又掉一块，他讲得很投入，一副对“毛毛雨”不在乎的样子，又迂又真。后来，他去世了。我很后悔毕业了再没去看过他。
我喜欢新闻，一直都喜欢。以前我的同事说在中青报工作“一个月每天都很开心，只有发工资那天不开心”，差不多吧。今天早上，孩子出门，我在孩子的物理卷子上签字，写下：“不要太在乎分数，物理很美很阔，近之，习之，乐之，足矣。”我想，这里，物理换成新闻两个字，也是成立的。
干新闻真的感觉让人多活了五百年。每次听采访对象讲到深处，那种忘掉了自己四肢的存在，似乎只有自己踩踏进的“无人之境”的美好，让自己瞬间觉得又赚了十年。
新闻可以说是浅学，也可以说是深学，入门浅，但是越走到后面越觉得难。好的作品是一个人知识结构、性格、认知、调查事实内核能力等的总和，所以一流的作品是结晶物，但溶质析出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。
现在有的高校取消了新闻本科教育，专注研究生教育，我认为有合理性。大学里，用专业打底，再收口新闻，这样编的筐肚子大，业界很欢迎学者型记者。就像关羽是铁匠，他打过各种武器，才能“青龙刀盖世无双”。曹林：《冰点周刊》的版面人格被概括为“矜持态度、精致阅读”，可否解释一下“精致”与“矜持”？我记得，您在一篇演讲中提到过，“冰点”要做香奈尔一样的报道，而不是班尼路。“冰点”作为一个现象级的、符号般的传统新闻作坊，经历了很多，几任主编的专业气质也不一样。作为“冰点”现任主编，您怎么看待这种风格的变化？坚持了哪些作为“冰点”基因的品质？从李大同、卢跃刚、杜涌涛那里继承了哪些、改变了什么？从玉华：“矜持态度、精致阅读”是“冰点”的前辈杜涌涛老师提出来的，我个人理解，“矜持”可能指对新闻不偏不倚、温和克制的态度，“精致”指文本的精致。好的新闻的审美要求是很高的，它不是易碎品，生命不止一天，它是历史的底稿，是要留一百年的。即使我们死了，它还在，当然要好好待它。
“冰点”的前辈李大同、卢跃刚、杜涌涛，在我心里都是高峰一样的存在。他们是“冰点”的脊骨。我不过是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更像是“守夜人”吧。
这些年，尽管有人说“冰点”“软”了，变味了，但我们觉得传统的基因，那锅“老汤的味道”还在，“冰点”的人文气质、公民公心公益的大公精神、对丛林法则之外的叙述，在我们的作品里从来都一以贯之。我们在不放弃社会“焦点”“热点”的同时，更多地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，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，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知的真知灼见。
“冰点”很像我成长的鱼米之乡，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绵延不绝，在它面前，我就是庄稼人。
当然，我理解，“冰点”最大的挑战不是“守”，而是“破”，改革，坚韧地成长、保持团队可持续的生产力是我们的眼前事。我很怕自己是新时代的旧人，可我有时候就是。曹林：常常有人觉得“‘冰点’胆子很大”，很多别人不敢碰的题材“冰点”敢碰，您是怎么看待这种“同行评价和读者期待”的？从玉华：讲“胆子大不大”显然不是当下很理性的表达，我们鼓励记者每接到一个选题都用尽全力，你是不是实现了最大半径的闭环采访，你有没有在通往事实内核的隧道里再多铲一铲子，你是不是读完了相关主题的几十万字论文，你是不是为这篇稿子搭了最大面积的龙骨架……稿子深、阔、硬，文本优，是我理解的“胆”。
同行评价和读者期待对我们很重要，但不是我们的“指南针”，他们会微调我们的“针”。曹林：焦虑和转型似乎是当下传统媒体人的主流心态，流量似乎成为评价很多作品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，“冰点”有流量焦虑吗？“冰点”不缺高流量的作品，比如《我站立的地方》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《无声的世界杯》《永不抵达的列车》等，在“冰点”编辑部，流量算老几？从玉华：有啊，尤其是开始很焦虑，万分恐惧成了“十万分恐惧”，怕落后，怕变成“老家伙”。不过经过这几年新媒体的冲击，我们越来越有做深度内容的定力了，我们发现好内容，尤其是万字八千的长文，不在乎什么平台、什么排版样式，只要它足够好，就能破圈，就能被看到。
说实在的，我们有时候也判断不好什么稿子会成为流量王，比如《那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》，我们报纸发了一两天后才推送公号，没料到会成为现象级作品；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也是，一个静态的人物稿，丝毫没有爆款元素；《我站立的地方》，在公号上2万多字……慢、静、长都是公号爆款指南提醒避险的“雷”。我们就是日复一日的庄稼人，每周都在发稿，很难说哪颗豆子会长得最大。
前几年，人员流动大，新媒体很热，我们还在海运仓的老楼办公，我们把会议室那张油漆斑驳、腿都不齐的老桌子称作“新闻业务漂流桌”，每周大家在这里尖锐地批评、自由地讨论业务，互撕头花。不过，离开桌子，大家就闷头抢吃火锅，肉还是红的就被夹走了……在最难的那几年，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了些许流量焦虑。以至于好几年我们的部门工作群叫“最纯净的冰点进行时”，真是矫情啊，后来终于被一个忍无可忍的直男同事把“最纯净”几个字删了。
现在我们搬到了新楼，桌子很新，阳光房的会议室很美，叫“光合空间”，工资仍然不高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每周开会，我们会提到流量，但我们更在乎这个桌子边的人怎样评价。曹林：“冰点”选题很有特点，从热事件中找冷视角，“冰点”标题很有特点，外界评价称有一种“性冷淡风格”，高冷。比如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《永不抵达的列车》《回家》《拐点》，不像很多标题党那样充满狰狞的欲望，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在转载时就被改成了艳俗的“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，是中关村的明灯；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”。您能否分享一下“冰点”的标题观？从玉华：“冰点”的稿子在报纸上的标题确实比较“性冷风”，一篇长文，我们取标题时，总希望有一种抽离，这种抽离多数不是信息，而可能是意象、态度、双关词等，总之，我们努力把思考塞在标题里，不那么让你一眼看到底。
比方说，《永不抵达的列车》，永不抵达是一种抽象；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，湍流是一种意象；《回家》，回家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回家，也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情绪：关注灾区每个人回家，“回家”就是当时的最强音。
最近我们写了一个长得像马云、名叫范小勤的孩子，从8岁开始被经纪公司带到外地，上直播做各种活动，两个学期没上学。从定下选题，我就想好了标题，“我是范小勤”或者“寻找范小勤”，把范小勤这个完全不知名的名字放进标题，表达我们的立场：请尊重这个孩子。
做公号标题，大家一致认为要把小马云加上，还是得“蹭”。在纠结中，我们做了“我叫范小勤，不叫小马云”。我承认，我是两栖动物。
有时公号标题很好，报纸标题寡淡，比如《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》是公号题，报纸题是《教育的水平线》，两个题看一眼就高下立判，命运、改变、屏幕，这样的词显然更有吸引力。所以，我们的标题不故意冷，也不故意热，还是看平台读者的属性，看我们最想传递什么。曹林：您曾在演讲中谈到过，一个再广大的悲伤，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。“冰点”在操作时怎么避免“具体”变成一种“琐碎”，从而让“具体”与“广大”产生勾连，与公共情感产生巨大的共鸣，成为记录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现象级作品？从玉华：在选题层面，我们会判断这个“具体”是不是“琐碎”，这个“小”背后有没有“大”。每周选题会上，我们反复讨论一个题的角度，延展度，有没有大空间，这个新闻的贴合面，到底是一个人，还是很多人，怎么让新闻的这个“点”和每个人息息相关。在社会坐标里，这个“具体”有没有“路标”意义。
比如，范小勤是个“具体”的人，但他背后有时代的各种大浪：流量、中国最富的人、最底层的残疾家庭、未成年人保护……这些大浪要不动声色地表达，克制地记录，只述不评，“呈现、呈现，还是呈现”。我们看起来在写这个孩子，其实在写成年人，我们看起来在写近景，其实是在写远景……它像油画一样，人物身后有一层层的底色。
我尊敬的前辈卢跃刚曾说：“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背景。”那时我不懂，现在我渐渐开始懂了。
谷雨写过一篇《一个名字叫“喂”的女人》，讲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布依族女人寻亲回家的故事，当时我们也谈论过这个题，觉得太“个案”了，寻亲故事太多，她的事情不新奇，布依族语言和多少读者贴合呢？好像太冷。后来，记者张月表示，她领下这个无人认领的题，是因为她在国外待过，那种语言不通造成的隔膜感、疏离感，她深有体会，她想去写。当我听到张月说隔膜感时，一下子就击穿了我，是啊，这是人人都有的“病”，是时代病。曹林：“冰点”编辑部中的人员多是名校毕业，出现了很多名记名编。近年来人才流动好像比较大，您怎么看待媒体的人才流动？进入“冰点”编辑部是一种职业荣耀，上“大冰”才能完成一个“冰点”记者的成名想象，“冰点”对记者有什么标准或门槛？从玉华：也许现在不是成就名记者最好的时代，但确实有年轻记者因为一两篇现象级作品被圈内外看到。我们也总是开会时敲打，“记者的名字永远在新闻作品的后面”，写作不要功利，要沉下去，不要抱着成名成家的想法去写稿，也不要有偶像包袱，写完了，写下一篇，再下一篇。
记者的成就感哪里来？还是得自洽。钱少活儿苦，外面的诱惑还那么多。流动性大再正常不过了。但正是这种来来往往，把真正喜欢新闻写作的人筛出来了。留下来的人在一起，不说新闻理想了，还经常自黑，像共有了一个密码，不说自明，一种土嗨。
我们招记者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，人是多神奇的生物啊，三观大概合，能写好故事就可以了。曹林：作为名编您的选题判断很厉害，作为名记您常能写出“深度好文”。2020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，您写的那篇《高高低低的肩头撑着城》，感动了很多人，成为一些中学生的必读文章并进入考题。您在武汉生活过很多年，能否分享一下这篇佳作的写作心路和心得？从玉华：您过奖了。相比前方武汉一线记者的报道，《高高低低的肩头撑着城》只是我在后方编辑部的一些感慨，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一线的新闻报道才是真正有力量的。我可能作为湖北人，对武汉那座城市，那里的人，个人情感更饱满一些，下笔有情吧。其实，我害怕煽情、滥情。曹林：“冰点”也在转型，拍电影，做短视频，与新媒体平台合作，您觉得转型成功吗？有哪些转型经验值得与同行分享，尤其是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的同行。从玉华：我们的转型还远远谈不上成功，还在笨拙地跑。
我本人不是很锐利、极富创新精神的人，把我踩在泥巴里，我会长出来，这我不怕，但长成很高的树，看到很远的风景，我担心力所不逮。我很怕我个人的原因影响了品牌的转型，所以我尽可能鼓励年轻人去做，掉下来我这个胖子当肉垫，鼓励大家尝试新的写作，打破固有的文本习惯，不要被“老汤的味道”所限，也鼓励新团队做纪录片，有的尝试还不错，也得过一些奖。
不过确实谈不上什么经验，各种被锤，正酸爽呢。不过韧性很重要，就像小说《白鲸》里一条带着标枪和脓疮的白鲸，在大海里生活了几十年。○
【文章刊于《青年记者》2021年1月上；原标题为：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——访中国青年报《冰点周刊》主编从玉华】编辑：小青